前文曾提到，西周时期，陕西陇县一带曾有一个叫夨国的地方，许多学者推测，这很可能就是太伯兄弟所迁徙并建立的吴国。从时间和地理角度来看，夨国的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西周前期，而陇县距离岐山大约只有100公里左右。再看一些器物铭文中的内容，夨、虞、吴这三个字可以通用，这也表明夨国便是虞国，进一步说，也就是吴国的前身。夨国与散国、郑国等周天子的封地有着姻亲关系，显然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。但夨国却自称王，这就说明它在地位上与普通的诸侯国有所不同。由此，一种合理的解释便是，夨国正是太伯和仲雍南奔后所创建的国家。 不过，这种推测始终带有较大的假设成分。毕竟，在现存的夨国铭文中，并没有直接提及太伯、仲雍的名字，而夨国在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。我们所知道的，只是山西平陆的虞国和江苏苏州的吴国，才是太伯和仲雍的后代建立的国家。如果认为夨国就是太伯、仲雍南迁之地，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解释虞国与吴国是如何与夨国联系起来的。 首先来谈谈虞国。实际上，近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虞国才是太伯所迁徙的地方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钱穆先生，他在《史记地理考》中提到过。他认为，《左传》中提到的太伯不从，是以不嗣中的不从全国配资炒股门户，其实指的是太王迁徙到岐山时，太伯和仲雍并未随行，而是选择南下，到达黄河北岸的中条山，最终建立了虞国。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。钱穆的观点结合了山西说和陕西说的争议，认为周人的起源地并不在陕西，而是在山西。而支持山西说的学者，如童书业、王玉哲和杨宽等，也自然地接受了虞国是太伯所奔之地的说法。 不过，随着夨国考古的深入，夨国逐渐成为学术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焦点。因此，一些学者尝试调和夨国说和虞国说，其中晁福林先生就提出，太伯所迁的确是虞国无误，但《左传》中只是提到太伯不从，那么仲雍可能还是选择到了岐山。因此，夨国实际上是仲雍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。然而，这种观点也存在疑问。如果虞国和夨国分别是分封给太伯和仲雍的国家，那么为何这两个国家的名字也都相同呢？ 此外，如果太王在当时确实带着全家迁西，分封太伯到虞国似乎并无太大意义。太王之所以从河东迁到岐山，正是因为受到戎狄的威胁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不太可能在迁徙之前就将太伯和仲雍分别分封出去，因为那样会使得原本已经弱小的周族更为分散。若《周本纪》提到的太伯奔吴是在迁岐之后，显然更为符合实际情况。因此，太伯和仲雍所到的更可能是夨国，而非虞国。而且，周人未必起源于山西。 那么，虞国到底是何时与太伯、仲雍产生联系的呢？ 按照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的记载，太伯并未留下子嗣，之后由仲雍继位，而仲雍的后代包括子季简、孙叔达以及曾孙周章。周武王灭商后，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虞国。这一记载相对可信，可以初步接受其真实性。那么，实际情况可能是，太伯和仲雍被封在夨国，而到了仲雍的曾孙周章时期，周武王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虞国。夨仲出自夨氏，所建立的国家便叫做虞国。周族的扩展是在王季、文王时期，周武王的分封显然比太王的分封更为可信。 至此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条相对可信的脉络：周太王封太伯、仲雍于夨国，周武王则封虞仲于虞国。那么，江南的吴国又是何时与夨国、虞国建立联系的呢？如果从夨国到虞国的分封能够反映出周族扩张的过程，那么周族究竟是何时开始向江南扩展的呢？ 1954年，在江苏丹徒（今镇江市丹徒区）的烟墩山西周大墓中，出土了一件令人振奋的青铜器，这件青铜器叫做宜侯夨簋，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，同时也在镇江博物馆的古吴神韵：吴文化青铜器精品展中展出复制品。 这件青铜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李学勤先生曾指出，宜侯夨簋的珍贵，正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件详细记载‘封建’诸侯的金文。关于宜侯夨簋的铭文及其反映的分封制度，后文将作进一步探讨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学界对于这件青铜器与吴国的关系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。青铜器铭文大致讲述了一个王在审视武王和成王伐商的地图后，决定加强对东方的控制，于是将虞侯夨的封地从原地迁移至宜地，而宜侯夨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分封，包括人口、土地、器物。为了感恩君恩，并纪念父亲虞公父丁，他特意铸造了这件青铜器。 唐兰先生在1956年发表了《宜侯夨簋考释》，提出它是吴国最早的铜器，此后又在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》中将其解释为俎侯夨簋，认为这反映了周康王分封虞侯夨（周章）的史实。周章作为长子被封于俎，其弟虞仲继承了虞国的君位。俎位于江苏丹徒，后来发展成了太湖流域的苏州一带，唐兰进一步得出了俎国就是后来的吴国这一结论。基于这一点，他认为太伯、仲雍出奔江南的故事更像是战国时期的传说，而并非历史事实。 唐兰的这一观点获得了许多学者的认同。相较于太伯直接迁至江南建国，迁徙的过程显得更为合理，它既符合吴国为太伯之后的设定，也符合周族的扩展战略。 顾颉刚先生早在《太伯至荆蛮为周人经营南土之始》一文中便提出过类似观点。他认为吴国最初建立于江汉（荆蛮）地区，后来才逐步向江西（樟树出土吴王皮然之子者减钟）扩展，最终才迁至太湖流域。高强先生在《浅议太伯奔吴》一文中则结合了夨国考古发现与宜侯夨簋的研究，认为太伯和仲雍为了周族的利益，也为了自身的安全，避难到了宝鸡吴山。他进一步指出，武王克商后，周武王的封地制度更为合理，太伯后裔被分封至苏南，这一论断同样得到了认可。 那么，宜侯夨簋是否能无可争议地证实吴国的分封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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